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历经几个月的考古发掘，在鼓楼北一街发现了遗址，据考证，遗址从唐代延续至明代。上千年的时代变迁中，这里也从城外郊区变成了街巷里坊变成了郡王王府。这是继金沙遗址、摩诃池遗址、福感寺等青羊区范围内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发展天府文化，打造天府历史文脉核心区。在成都这座历史古城里，有着长达3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也有着几百年来的文物古迹，它们有如成都名片上一个个定语，标注着这座城池的厚重。青羊作为成都的原点，66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着成都的历史源流和文化脉络。

　　鼓楼北一街  唐代的“天府大道”

　　今年7月至今，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鼓楼北一街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前期的发掘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收获。市考古队负责人介绍，遗址从唐代延续至明代，上千年的时代变迁中，这里也从城外郊区变成了街巷里坊变成了郡王王府。遗址中，还有唐末名将高骈修筑罗城时扩建的主干道，连接着彼时的大东门和大西门。市考古队负责人表示，此次发掘面积达5000平方米，对于探索成都古代的城市功能和社会生活面貌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笔直的土道，造型罕见的一沟双渠，火烧痕迹明显的灶台、方形的天井，都保存着曾经热闹的生活景象，折射出唐代成都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市考古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扬一益二”名不虚传，晚唐时期，成都人口增加，城区难以容纳。高骈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筑成都三城之外城，外城如罗裙样环绕大城，故称罗城。其区域大体与今成都锦江以内范围相当，“罗城在城市规模和布局上奠定了现代成都城的基础。此次考古现场即位于古时的罗城。”

　　市考古的负责人介绍说，本次发现的这条道路，就是连接大西门和大东门的一条主干道，“这条干道是从晚唐扩建罗城时期开始修建，在唐代修筑时有10余米宽，相当于唐代的‘天府大道’了。但到了宋元时期，由于人口继续增加，建筑房屋不断在道路上建起，大道就渐渐变窄了，只有3米左右的宽度。”

　　福感寺  证明市中心千年未变

　　今年6月，历经一年的考古发掘，位于青羊区事业街30号的千年古诗福感寺日渐清晰起来。
　　福感寺的前身为大石寺，唐代成都干旱，地方行政长官到这里来求雨，每求必应。因此，这座寺庙改名为福感寺。
　　两晋时期，数位高僧从洛阳等地抵达成都，其中数位高僧，筑起寺庙，取名“大石寺”。在当时的益州也就是成都，高僧来建寺，可谓高格调。不少善男信女们纷纷向寺庙捐款。据史料记载，曾经，这有一座阿育王时代分封舍利的释迦牟尼佛舍利宝塔。
　　时光转瞬，至隋唐年间，佛教宗派鼎立，百家争鸣，大量文人墨客、能工巧匠、虔诚僧侣入川。寺院佛龛、佛教造像也在人和地利的愿景中，由川北向南成燎原之势，遍地开花。
　　就在这时，福感寺的兴盛也达到顶峰，成为远近闻名的宝刹。
　　据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于此塔，祈而有应，特奇感征，故又名福感。”而经版上的“章仇来临”则牵出一则“脑洞大开”的传说：唐玄宗时期，章仇兼琼出任益州长史时，刚刚走出剑门关，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拿着一只鸡来迎接他。守塔神求他帮助把寺庙的塔移位。于是，他将塔向东北方向，移了42步。从此，福感寺的香火更加旺盛。

　　福感寺的盛名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此。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形容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唐末著名诗僧贯休也曾写下《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

　　摩诃池  曾经成都最美的地方

　　“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须惊白鹭，为伴宿清溪。”摩诃池，这是曾经成都能看到的景致，它曾是成都最美之处，然后又完全消失掉，仅存在于花蕊夫人、杜甫、陆游、苏东坡、薛涛等诗人的诗词中。
　　大家都觉得摩诃池是彻底消失了，没想到成都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几年前在成都体育中心发掘点发现了隋唐摩诃池遗址，还首次确认了摩诃池东南部的走向、范围和堆积情况。去年7月，成都市青龙街，三医院旁边的一处工地，考古工作人员凿开土坑，揭开了摩诃池西北角的神秘面纱。
　　根据历史记载，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派四子蜀王杨秀镇守成都。胆气豪壮的杨秀对成都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建和改造。杨秀大兴土木，在筑城时就地取土，形成了一个个大坑，一个“人工湖”也应势凿成。
　　据唐人卢求《成都记》描述，“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突然冒出一个无名无姓的西域僧人，说了一通话，然后蜀王就根据这个僧人的话为这个池子命名--摩诃池。
　　摩诃池始成初期，面积约有500亩，想想看，现在成都人民公园的面积也才155亩，摩诃池之大，也让当时的成都人惊叹，在1000多年后，作家谢伟在想象摩诃池的样子时写道，“每当晨雾轻笼、微雨含烟之时，便给人以烟波浩渺之感；而每当春阳高照，青波微泛，池面则水光潋滟，又有辽远无际之感。”（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