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继金沙遗址、船棺遗址、东华门遗址、商周时期的大型遗址、摩诃池西北角、千年福感寺、唐代城墙等在青羊区范围内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明代郡王庆符王府建筑遗址地发掘再次证明青羊是天府文化的原生土壤。

　　青羊是成都的原点，有不少昔日古城的“往事”都被掩埋在地下，说不定你每天经过的大街小巷下面就是千百年前的另一个世界……

　　正府街遗址

　　唐宋时期的城市中心

　　走进遗址，这里是距离地表大约3米处的考古现场。颜色分段明显的土层，从清代积压到唐宋时期。遗址上道路的地砖、水井等昭示着这里曾经的繁华与热闹，经考证，它们来自于唐宋时期。

　　大大小小的卵石方块清晰可见，“这些称为磉礅，是古代建筑的基础。柱础在地面之上，而磉礅就是在柱础之下承重的。”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通过磉礅的位置，考古工作人员可找到古建筑支柱所在地，并以此为基础复原古建筑的建筑格局。

　　成都，一座具有很强历史延续性的城市。从开明王朝时期开始至今2300多年，城址未变、城名未改、中心未移，彰显出成都这座城市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2017年，考古队员在青羊区的西城花园小区文物勘探工作中，发现75座古墓，年代从战国晚期至唐宋年间。今年5月，通锦桥附近发现的唐及五代，清代两个时期的城墙，为研究成都古城墙不同时期的变迁过程、位置和修建方式等进一步补充了资料，对研究成都城市与社会面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唐彬介绍，该唐宋时期建筑遗迹，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中部，根据建筑磉礅打破关系及出土瓷器，修建年代至少可分晚唐、五代与宋代3个时段。唐彬介绍，“这图上的几个城门与清代地图对比看来，是没有改变位置的。通过地图来复原，我们可以发现，老成都的北门、南门、大东门、大西门的轴线交叉之地，就在遗址附近。这也表明，正府街遗址在唐宋时期，就是成都的城市中心。”

　　据介绍，此处遗迹初建于晚唐时期，建筑规模较小；五代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以建筑间的天井为分隔，形成了主体建筑面阔七开间的多进深院落格局；宋代基本沿用五代时期的建筑朝向与大部分磉礅，并进行小范围增补或改建。七开间在古建筑中是什么样的体量？唐彬介绍，九开间是中国古建筑最高级别，而七开间则是仅次于九开间的高等级建筑。这也是成都近年来发现的较大的古代建筑。“这应该是一处建筑群，但根据目前发掘情况，这个应该不是主体建筑，应该是偏后或偏前的过道式建筑。通过其规模可以推测，应为高等级官府衙署或者庙宇类建筑。”唐彬说。

　　龙纹瓦当、琉璃斗拱

　　揭示明代郡王庆符王府所在地

　　上世纪90年代起，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明蜀王府渐渐显露真容，变成可触碰的历史。明蜀王府遗址是在成体中心被发现的，而成体中心的地理位置本来就在古成都皇城的范围之内。皇城被御河环抱，御河通过金河连接西郊河和府河，为上水之地。靠近明蜀王府萧墙的此处明代建筑规模较大，实用性建筑构件极多，青色琉璃瓦占比较高，结合明代天启成都府志图标识，其地理位置在明蜀王府北部萧墙外，考古人员最终确认此处应为明代郡王庆符王府。

　　据介绍，此处明代建筑遗迹主要分布于发掘区北部及南部，以南北两座建筑基址为代表，反映出该建筑群至少存在东西两组院落，布局规整，皆为正南北向。南侧建筑基址还保留着部分地砖、排水沟及房屋垫土，地砖由大块方形红砂石砌筑；北侧建筑基址四周有卵石拼砌的散水，砌筑考究。

　　“在整个发掘区明代地层及灰坑中，出土大量仿木建筑构件，包括琉璃龙纹瓦当、滴水，琉璃凤纹滴水，琉璃斗拱，琉璃脊筒、龙吻等脊梁上的大型构件以及龙、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等屋脊走兽，这些都不是普通民居能够使用的建筑材料。其中，还包括一块带字的脊筒，上书‘天东四’，推测与方位有关。通过我们拍摄的全景图，发现这一南一北两个位置的对比，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蜀郡王府的两条中轴线，甚至这附近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建筑。”唐彬介绍，“庆符王的资料历史上记载很少。我们已知的是庆符王府延续了好几代，并不是指的某一个具体的蜀郡王。我们已经确定了蜀王府在天府广场以北、成都体育中心一带，而明代郡王庆符王府则在蜀王府的东北边。在清代张献忠屠蜀之后，这片区域最大的改变就是成了民居。”

　　（陈静  报道  田宇  摄影）